一、佛教大学最初缘起 二、那烂陀大学的成就 三、泛论中国的佛教大学 四、未来佛教大学的方向 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所大学，就是佛教！佛陀是佛教大学的第一任校长，祇园精舍、竹林讲堂都是印度南北大学的根据地。当时有基本学生一千二百五十人，并有旁听生八万四千人等，杰出的教授有舍利弗、目犍连、维摩、胜鬘等。 佛教到了中国，八大宗派的开山祖师，都是佛教大学的校长，他们集众讲学、著书立说，欹欤盛哉！ 前 言 教育是人类传递经验和开展文明的方法，人类自有历史以来，教育便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狄洛（Jacques Delors）所说：“教育，是人类共同的成长基础，教育方向正确，人类的真、善、美资质就得以发扬提升，世界的和谐进步就易于达成。”教育的重要，由此可见。 谈到教育，根据古籍记载，中国虽然远自周朝以前，就有“成均”、“庠”、“序”、“学”、“瞽宗”等学校的萌芽，但这些“官学”都只是提供少数贵族子弟学习礼乐、射御，乃至为了集会而设，缺乏普及性，并没有真正发挥全民教育的功能。直到春秋时代，孔子喊出“有教无类”，才开始有了私校的兴起。 孔子虽然开启了私人讲学的风气，但也只是维持到四百多年后的秦朝，由于秦始皇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，他为了遂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，不但颁发“禁私学”令，甚而发生“焚书”、“坑儒”事件，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。直到汉朝，因为武帝“独尊儒术”，官学和私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，这才真正有了略具规模的学校制度，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初基。但是严格说来，真正能代表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，则又要等到数百年后，始于唐朝、盛行于宋朝的“书院”最具特色。 提到书院，便让人联想到朱熹，联想到著名的“白鹿洞书院”（江西庐山），乃至湖南长沙的“岳麓书院”、湖南衡阳的“石鼓书院”、河南商丘的“应天府书院”等，这些名重一时的书院，不但为宋朝开启了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，也奠定了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。可惜，书院历经元朝的“严格控制”与明朝的“四度禁毁”，到了清朝，又沦为科举制度下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，至此书院精神尽失，以致渐为新式学堂所取代，终至成为历史陈迹。 现在的一些学者，谈到学校教育，都是站在儒家立场研究书院，而今这些书院何在？反观佛教，远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后，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，教化民众；直到今日，只有佛教以寺院为基地，寺院就是学校，寺院古今皆有，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，遍布寰宇。 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，所谓“人成即佛成”，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；又说“诸供养中，法供养第一”，透过佛教义理的弘扬，帮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、认识世间的实相、掌握人生的方向、圆满生命的意义，这种人本的生命教育，是源自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开始，二千五百多年来，师徒一脉相承，一以贯之。即使佛教传到中国，八大宗派丛林的兴起，也可以说就是大学的学校教育。因此，若要说起佛教的教育，比之于儒家，其实佛教更具有组织系统与一贯性。 佛陀在住世八十年当中，他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，乃至无言的身教，不但是今日教育的典范，其实也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育史，举凡世间一切的知识、德性、思想、技能，都可总摄于佛陀的教育范围之内。本文将透过探讨“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”，略述佛教本具的教育功能，及其所做的具体贡献。 一、佛教大学最初缘起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，就是佛教！如前所说，佛教本身就是一部教育史，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，根据《大方广十轮经》说：佛陀降诞于世，目的就是为了“广度众生”、“示教利喜”；也就是对邪见颠倒的众生，示其善与不善，教其舍恶行善，令其获得益利，成就其欢喜行。 佛陀本此初衷，在说法四十九年当中，讲经三百余会，他以整个印度为教学园区，一会儿在北方的舍卫国说法，一下子又到南方的摩揭陀国教化；有时他以皇宫为教室，有时以乡村为学园，有时则带领学生到处旅行参学。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可以说在佛陀时代早已作了良好的示范。 佛陀也经常在固定的学院内讲学，如设于中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与舍卫城的祇园精舍，便是佛陀经常驻锡宣化的地方。其中祇园精舍有讲堂七十二间，可见广建讲堂本为佛陀所倡导，后世则直接指称寺院为讲堂，讲堂犹如今之教室。现在的大学有时除了校本部之外，另外设有城区分校等；佛陀时代的竹林精舍分校、祇园精舍分校、大林精舍分校、鹿母讲堂分校、鹿野苑分校、灵鸠山分校等，其实应该也就是大学的意义。 佛陀在南北的大学上课时，他随从的基本学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（各经典都有“千二百五十人聚”的记载），旁听生则就不只成千上万人了，如灵山会上就有百万人天之多（《法华经》），真是欹欤盛哉！ 佛陀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，他和现在的大学教授兼校长一样，现在的正教授手下都有数名助教协助教学。佛陀时代，他自己领导了一批优秀的教职员干部，所谓十大弟子、十八罗汉、千二百五十名常随众等，当中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富楼那、大迦叶、阿难、宾头卢跋罗堕、跋陀罗等，都是一时之选。只是当时的佛教还没有广为一般人所熟知，所以学者们只有遵从佛陀的指示，分布到各地方去做个别的教学。尤其佛教的大阿罗汉、教授们，他们不重视名闻利养，所以很少标榜自己。但是他们的著作之多，如《阿难为蛊道女说经》、《阿难四事经》、《阿难七梦经》、《阿那律八念经》、《迦叶本经》、《鸯掘摩罗经》、《迦旃延说法没尽经》等，在初期的佛教里也甚为可观。 佛陀的教育，首重言行举止品德的修养，是为“法治学”（戒学）；次重身心的调御，名为“生命学”（定学）；进而重视真如自性的开发，即为“论理学”（慧学）。 从“三学”演绎开来，佛陀又开设了许多的学科，例如在伦理法治方面，他订了许多的规章、制度、戒律，成为行为的学科。在组织管理学方面，僧团的“六和敬”就是最佳的示范。在天文学方面，一部《经律异相》堪称佛教的百科全书，对宇宙虚空小如微尘、大如星球，乃至无量世界都有详细的论述。佛教以“缘起性空”诠释宇宙万有的关系，对物质的认识提供最究竟的看法，尤以《心经》讲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更是印证近代物理学家的理论。 佛教讲到时间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讲到空间，有此方、他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未来学，甚至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不都是外星人吗？佛教讲“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”，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，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。佛教的“十二因缘”，说明人生三世的关系，这不就是生死学吗？佛教的“四圣谛”，说明宇宙人生的关连，这不就是人生哲学吗？佛教有关医学方面的经典，多不胜数，如《佛医经》、《医喻经》，乃至《疗病痔经》、《治禅病秘要经》、《齿经》、《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》、《咒时气病经》等；甚至“佛观一钵水，八万四千虫”，早在几世纪之前佛教就已经有了科学的发现，比起现在的科学，佛教可以说更为先进。 佛教的名相繁多，所以佛教的名词学也是一大特色。佛教的名相与称谓有关的，如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，管理藏经者称“藏主”，管理寺地田产者称“庄主”，管理库房者称“库头”，负责煮饭、烧水、种菜、管理园圃者，分别称为“饭头”、“水头”、“菜头”、“园头”，甚至连打扫厕所也称“净头”。佛教的职称非“主”即“头”，可见佛教对僧众人格的尊重。佛教讲“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”，如法合宜的称呼，其实也是学佛行仪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课。 佛陀教学的教材非常灵活，他善于引用本生故事、譬喻、因缘等“十二分教”，以及“四摄法”、“四悉檀”等法门，他尤其善于“应病与药”、“观机逗教”。例如：佛陀说长者法，即举出“长者十德”；说儿童法，则提出“四小不可轻”；说朋友法，则说明“友有四品”；说夫妻法，则譬喻“夫妻如共命鸟”。佛陀在《善生经》、《优婆塞戒经》等诸经典中，对于亲子之道、主仆之道，都有很好的教示。 佛陀对商人，则说经营之道；对农夫，则说耕种之道；对政治家，则说治国之道。佛陀在农业学校、工业学校、政治学校等综合大学里，为万千学子开设万千法门。甚至对于愚笨的周利槃陀伽，则教以“拂尘扫垢”；对于琴师出身的二百亿耳，则譬喻“修行如弹琴”；对于失去爱子的妇人，则以“吉祥草”善巧度化她……。佛陀为世间编制了多少人生的教材，佛教不正像是一所社会大学，甚至是一所人生大学吗？ 佛陀不但善于教化众生，而且提倡“自我教育”，如《阿含经》说：“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异依止。”建立自我信心。佛陀重视心性的调伏，譬若良马见鞭影而驰，但凶狠不驯的野马就必须经过调伏，调伏就是一种教育，因此《金刚经》一开始便指出“降伏其心”之道。可见佛教的教育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，是一种自觉、自悟的教育，而不是像现在一般的教育，都是填鸭式的；如果佛教这种自觉、自悟的自我教育，也能用之于今日的大学，必然是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，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定有重大的贡献。 佛陀一生说法不辍，及至涅槃以后，弟子将佛陀所说的经典，经过第一次的五百结集，第二次的毗舍离结集，乃至第三次、第四次结集后，千万卷的经律论因此产生。经典结集，其实就是集体审订教材。中国儒家孔孟讲学，最后只有几位弟子为老师结集出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等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，作为后世的教材。甚至“有教无类”的孔子，一生学不厌、教不倦，但是终其一生，也只有以六经－－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为教材，并且在三千弟子当中，精通六艺者，也只有七十二人留名青史。乃至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，也只有新、旧约传世，对于宇宙人生的人间百种学科，并没有多大的贡献。相较之下，佛陀一生讲学的教材之广泛丰富，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圣者，无人能出其右。 由于佛教有了佛陀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天师范，以及为数可观的藏经为教材，因此佛教不一定和世间学校一样，刻板的以同等学历评订一年级、二年级，乃至开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等学校。在佛教的观念里，最早就是开设藏经楼，藏经楼就是存放经书的图书馆。我们知道，一所大学办得如何，就看他的藏书多少，所以过去佛教的藏经楼就是学术中心。 往昔的寺院虽然分设有四十八单职事，人人各有所职，但是每个人都要到藏经楼里研究。藏经楼里面的藏书，除了三藏十二部经外，佛教广大包容，也把东西方的学说结合在藏经楼中，譬如中国的诸子百家、四书五经，都能共存，所以藏经楼中的藏书之丰富，非一般图书馆能比。 寺院的藏经楼也不只是供给寺院僧侣研究，社会上的一般学子，如古代的范仲淹、吕蒙正、王阳明、曾巩、刘勰、昭明太子，乃至现代的梁漱溟、赵朴初等，可以说都是佛教藏经楼大学毕业。所以，佛教历代以来一直不断地替国家造就了无数的人才，这是鲜为一般人所关注的事实。 总之，寺院不仅是信仰的中心，也是弘扬教义的大、中、小学，具有多种教育功能。也就是说，古今中外，佛教到处的大小寺院，均可视之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；佛法僧三宝，佛就是校长，法就是教科书，僧就是学生。而佛教大学的第一任校长，无庸置疑的，非释迦牟尼佛莫属。 综观以上所说，佛教在世间的流传，早就具有人间大学的功能，甚至直到今日，丛林寺院也都具备有大学的规模。回想民初一些偏激之士，竟有人喊出要把寺院改为学校，侵夺佛门所有，可见学术界一直忽视佛教对教育的贡献，令人思之，不胜感慨唏之。 ↑ 二、那烂陀大学的成就 承袭佛陀的教育理念，佛教真正具有规模的第一所大学，是佛入灭未久所创办的那烂陀大学，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佛教第一所大学。 那烂陀大学座落于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，即今拉查基尔（Rajgir）北方约十一公里处的巴达加欧（Baragaon）。校地原为庵摩罗园，后由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购买，献给佛陀。佛陀曾经在此说法三个月，因此附近保有如来三月说法的精舍、发爪塔、雀离浮图、观自在菩萨之立像及精舍等灵迹。 有关那烂陀大学建校的由来及其沿革，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记载：“佛涅槃后未久，此国先王铄迦罗阿逸多，敬重一乘，遵崇三宝；式占福地，建此伽蓝。”这里所说的铄迦罗阿逸多，也就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国王，意译为帝日。此王在佛入灭后，因怀念佛陀，特兴建那烂陀寺（也就是那烂陀大学的前身），以解思慕之情。帝日王崩逝后，经过觉护王、如来王、幻日王、金刚王，以及另一位中印的国王，前后六王相继扩建增筑，全寺分八大院，是古印度规模最为宏伟的佛教寺院大学，以及佛教最高的学府。全盛时期，大学内建有一座大型图书馆，藏书高达九百万卷之多，学生达万人之众，他们分别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、吠陀、因明、声明、医方、术数等，称得上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综合性大学。 那烂陀大学不但学术气氛浓厚，而且道风高峻，为五印度的僧俗学人所钦仰。其创校历史比耶稣出生为早，中国大乘八宗所共祖的龙树菩萨曾经在此担任过校长。龙树菩萨一生除了大力弘扬正法以外，又广造大乘经典之注释，树立大乘教学之体系，使大乘般若性空学说传布全印度。他的著述十分丰富，如：《大智度论》、《中论颂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空七十论》、《回诤论》、《六十颂如理论》、《大乘破有论》、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、《大乘二十颂论》、《菩提资粮论》、《宝行王正论》、《劝诫王颂》等，造论之多，世所罕见，故有“千部论师”的美誉。后世基于其所著《中论》，宣扬空观的学派，称为中观学派，并尊为中观学派之祖；亦被尊为禅宗付法藏第十三祖。其思想是西藏佛学的重要支流，是中国三论宗的义理支柱，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根源。其他各宗学说源于龙树思想者亦多，故被尊为“八宗之祖”。 龙树菩萨自己也曾受教于那烂陀大学，后来在校长任内值逢恒河氾滥，于是亲自在恒河两岸设计及建筑堤岸，使人民免遭水难。他也曾经开辟运河，直通埃而斯瓦蓝，打开了远近各国的贸易往来，可见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，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。 那烂陀大学最兴盛的时期，每日讲席不下百多处，博学高才之士济济一堂。一千三百多年前，玄奘大师曾经留学于此，亲近戒贤论师，戒贤论师也就是那烂陀大学的校长。他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论师，少即好学，游历诸方，访求明哲，至那烂陀大学遇护法菩萨，闻法信悟而出家。年三十即以论退南印一大外道，获王嘉赏，为建伽蓝。 师长期主持那烂陀大学，弘传唯识教义。其依《解深密经》、《瑜伽师地论》等，将佛教判为有、空、中三时，主张五种姓说。玄奘大师西游时，师年已百余，玄奘师事之，且传习其唯识学法。 继玄奘大师之后，远自我国及东南亚诸国而来的留学僧也不少，如我国的义净、荆州道琳、太州玄照、并州道生、洛阳智弘，及新罗的慧业、阿离耶跋摩等人皆曾来此就学。以及当时由印度来华的波罗颇迦罗蜜多罗、地婆诃罗、善无畏、金刚智、般剌若等诸师也曾修学于本大学。此外，大乘有宗著名的论师，如护法、德慧、护月、坚慧、光友、胜友、智月、智光等人，都曾先后在此讲学，或担任本校的校长或教授。 那烂陀大学最初为唯识学派的重镇，后来演变成密教的一大中心。到了西元八世纪初，笈多王朝没落，印度教勃兴，本大学也顿告衰微。十二世纪末曾为伊斯兰军队所毁，然据传元朝泰定（一三二四－一三二七）初年尚有依止那烂陀大学僧人律贤（梵 Vinaya-bhadra）出家的提纳薄陀比丘来华，可知本大学于十四世纪时尚存。一九一五年，印度考古部门著手对本大学作有系统的发掘工作，从遗迹中陆续出土了许多石制及金属制（青铜）的雕刻品，现在都保存在印度那烂陀博物馆。 二千年前延续到现在，目前新的那烂陀大学有二百多个学生，虽然今非昔比，不过那烂陀大学千余年来所培养出的人才之多、学风之盛，不但在印度算得上是空前绝后，就是在世界历史上，比之于今日的美国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等，可以说更有历史，更有内容，只是世间诸法，一切无常，良有以也。 ↑ 三、泛论中国的佛教大学 根据一般说法，佛教是在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到了唐朝，由于“马祖创丛林，百丈立清规”，使得中国佛教有了革命性的突破。 “丛林”就是集众共修，就是大学的意思。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，就是始于马祖首创的丛林，他应该称为是第一任校长；而百丈禅师随之而立的清规就是校规，因此百丈禅师可以称为是丛林大学的教务长。 百丈禅师是佛教的革新派，他排除过去戒律的窠臼，另创丛林清规，所以他的学派在丛林清规之下，自然不必消极的守旧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，也因此他的门下学生得以积极发扬禅宗，因此百丈禅师可以说是禅宗教育的推动者。 谈到禅宗教育，过去中国的丛林寺院，属于禅宗的有禅学堂，属于净土宗的有念佛堂；属于唯识、天台、华严等义解的宗派，则因为没有修持的系统，无须设立禅堂、念佛堂，只把学说观点融入教理当中，所以大都附属在讲寺当中，或者另立道场，这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相继成立的原因。 所谓大乘八宗，不管那一宗、那一派，如果没有自成一家的学说，以及广大的信众跟随信仰，如何能开宗立派？例如：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，他在浙江天台山倡导“教观双运”、“解行并进”的教学，风从者众，其学说影响中国佛教甚钜。尤其师之生平撰述宏富，著作等身，其中《摩诃止观》、《法华玄义》、《法华文句》等天台三大部，建立了天台一宗之解行规范。 智者大师之后，历经灌顶、智威、慧威、玄朗、湛然等师，继续集众讲学、著书论述，发扬天台教义，尤以谛观及智旭分别撰述的《天台四教仪》、《教观纲宗》，以天台教学立场阐释教观二门的纲要，使得天台宗“教观兼备”的思想体系更为完备。 综观智者大师一生，不但讲学、著述不懈，而且长于行政领众，堪称是天台学派的大学校长，更是一位行解并重的大师。 此外，三论宗的嘉祥吉藏大师，他在浙江会稽之嘉祥寺聚众讲学，问道者千余人，讲肆颇盛，著作更为丰富，有《中观论疏》、《十二门论疏》、《百论疏》、《三论玄义》、《大乘玄论》、《法华玄论》、《法华义疏》等，尚有《法华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等诸大乘经典之注释及略论，世称三论宗再兴之祖。他本身曾经驻锡过绍兴的嘉祥寺与大兴的日严寺，以及三论宗的根本道场摄山栖霞寺，可以说，这许多寺院至今都留有吉藏大师当初集众讲学的大学遗风。 其他再如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，他住在终南山宣扬华严教纲，唐太宗闻其德风，引入宫内礼遇之。师讲学之余，并著有《五教止观》、《法界观门》、《十门实相观》、《会诸宗别见颂》等。 自杜顺和尚之后，二祖智俨大师作《华严搜玄记》，成一宗之规模；三祖法藏大师进而摄取杜顺大师的《法界观门》、《五教止观》等实践法门，并以《华严经》为骨干，融和智俨大师的《搜玄记》，完成华严教理的组织系统。 法藏大师一生讲学不断，曾宣讲《华严》三十余遍，且多弘大法于宫廷。他历经唐高宗、则天女皇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五朝，受五帝敬重，礼遇有加。其中则天皇帝曾请大师在长生殿讲《华严经》、中宗礼请大师求受菩萨戒，并赐号“国一法师”，且于长安、洛阳两都及吴、越、清凉山五处兴建华严寺，收藏佛经典籍，时人敬慕，尊为“大乘法师华严和尚”。 继法藏之后，四祖澄观身历九朝，先后为七帝讲经。如贞元十五年（七九九）德宗圣诞时，曾至宫中对皇族说法，皇帝听了大悦，说：“听大师讲《华严经》，心里很清凉。”因此受封为清凉国师。顺宗登位（八○五），诏大师于兴唐寺，为造普光殿、华严阁，塑华藏刹，绘“法界会”。元和五年（八一○），宪宗问“法界”义，闻法欢喜，敕有司铸金印，赐“僧统清凉国师”号，统冠天下僧侣，主管僧门诸事。穆宗、敬宗二帝咸景仰大师，敕封“大照国师”号。文宗礼师受戒，誓不食蛤，加封“大统国师”之号。大师一生宣讲《华严》五十遍，更于西元七八四年正月起，撰写《八十华严疏》，西元七八七年十二月完成。当他完成了《华严经》的注解以后，特地举行“落成法会”，会中竟有一千多位高僧大德参与盛会，乃有“华严疏主”的美誉。 清凉大师之后，五祖宗密大师继续宗弘华严，又随荷泽宗的禅师学禅，提倡教禅一致，影响后代甚钜。所以华严一宗的思想体系，不但承袭中国佛教的传统，并且另创风格，成为华严学派。 由上观之，过去佛教的丛林、佛教的宗派，都是各有分科，犹如现在的大学也都设有不同的科系与院所一样。甚至现代的大学设有分校、分部，过去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门下分出“南顿北渐”，当中南宗禅的惠能，门下又有弟子怀让和希迁两大主流，乃至整个禅宗更是“一花开五叶”，最后分出“五家七宗”，这些不就是禅宗大学的分校吗？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，丛林寺院一如学校，是供给十方青年学子进修的地方。因此据此再推广开来看，所谓佛教大学，像道安大师在湖北襄阳讲说教化十五年，学生曾多达四百余人，且多为学者、教授等高级知识份子，如当代的名士习凿齿，也曾请益在道安大师门下，一时盛名远播，使得前秦苻坚闻名仰慕，于是率兵攻陷襄阳，迎请大师到长安五重寺住锡，亲以弟子之礼师事之。 道安大师集众讲学之余，同时著手整理汉译经论，编成《综理众经目录》一书，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。此外，他并致力于经典的翻译，及诸经序文、注释之作，共注序二十二部。另于僧团仪式、行规、礼忏等，多所制立。道安大师一生不但集众讲学，尤以著述甚丰，因此他所领导的僧团，堪称是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心。 道安大师的高徒慧远大师，于庐山东净寺开创莲社，接引刘遗民、雷宗次、周续之、张季硕等学者专家七十余人共修，连陶渊明都慕名前往拜访。出山时，慧远大师亲自送行，所以有“虎溪三笑”，成为美谈。莲社就是净土宗的大学，也是学校。 与道安大师同时的鸠摩罗什大师，他虽然没有集众兴学，但在弘始四年（四○二），他接受姚兴的敦请，在皇家助力下，于逍遥园内开办国立译场，与僧睿、僧肇、僧 、法钦、道标等人一起参与佛经翻译。以现在的话来讲，这就是语言学校，就是翻译中心，都是专门从事语言翻译人才的训练，学生最多时曾达千余人。 此外，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（九八○），在开封太平兴国寺设佛典汉译机构，又称传法院；隋大业二年（六○六），炀帝于洛阳上林园设置翻经馆，命翻经学士彦琮居之；唐贞观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，太宗于大慈恩寺西北造翻经院，以为玄奘大师之译场。 玄奘大师一生除了致力于经典的翻译，尤其曾留学印度那烂陀大学，从印度带回许多的经典教材，后来创立唯识宗，开办了法相研究的大学。直到明末清初，由杨仁山、欧阳竟无等创办支那佛学院，继续从事唯识学的研究。如此说来，玄奘大师、鸠摩罗什大师不都是佛教大学的校长吗？ 其实，每一个丛林都是一所职业学校，他们造就了无数的知客、行政、法务、典座等各项技能的人才。甚至少林寺的寺僧，个个身怀武艺，不但保护寺院，也维护社会的安宁，堪称是现在的警察学校。宝华山的律宗大学，每年传戒，所训练的人才散播到全国当戒师，犹如军事学校的专家，培训种子部队，所以律宗到处训练佛门子弟，居功厥伟。 若从这层意义上再进一步来看，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大学所培养出来的无数僧俗人才，这些杰出的高僧、学者，也都在各个领域里对佛教做出许多的贡献，两者相互辉映，相得益彰。 首先，在科学方面，唐朝一行禅师制订“大衍历”，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，因而被尊称为中国四大科学家之一。 在历史方面，梁代慧皎、唐代道宣、宋代赞宁、明代如惺等所著作的高僧传，合称为“四朝高僧传”，使佛教僧传史渊远流传。民初汤用彤撰著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》、蒋维乔编撰《中国佛教史》，这些著作都很有系统地建立了中国佛教史的架构。 在地理方面，晋朝法显的《佛国记》、唐朝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、义净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及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，他们在西行求法时传播中国文化，都做了弘法利生最大的奉献，并且改变了世界史地学者对中亚、南海的印象。 在艺术方面，八大山人等明末四大画僧的书画，唐末贯休的“十八罗汉图”，民国丰子恺的《漫画护生画集》，民国张大千的“洞窟临摹佛像画”，皆为绘画艺术的瑰宝。乃至前秦乐僔的敦煌凿窟、僧祐的栖霞山千佛崖石窟、昙曜的云岗石窟、道凭的宝山石窟朱砂洞、灵裕的响堂洞，静琬的房山石刻等，皆留下千古的美誉。甚至光是一个敦煌石窟，就让大陆开办一所兰州大学来专门研究，其他各大学也都有敦煌学的探讨。 在文学方面，如：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谢灵运的《辩宗论》、唐朝白居易的净土诗词，以及北宋欧阳修的撰文向佛，皆使文学蕴含信仰，启迪人心。 在学术方面，民初丁福保编纂《佛学大辞典》，梁启超撰述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，佛光山编印《中国佛教学术论典》暨《中国佛教文化论丛》，出版一系列《佛学研究论文集》、《普门学报》等，都为佛教学术留下丰硕的成果。 在致力于文字般若传播方面，佛光山为了使经典更加普及，除了成立“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”，为古版的藏经重新标点、分段、编排印刷，并且首创光碟版的《佛光大辞典》、出版佛教书籍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、成立“佛光卫星电视台”、创办《人间福报》等，更使佛法的传播无远弗届。 乃至在人才的培育方面，民国的月霞大师在上海设华严大学、谛闲大师以华严精舍设立观宗学院、太虚大师以四川晋云山做为汉藏教理院（世界佛教学院），并在武昌、闽南分设研究唯识、三论的武昌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。此外，佛光山创办的西来大学、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，以及佛光山丛林学院分布在欧、亚、澳、非、美等五大洲的十六所佛学院，乃至华梵大学、慈济大学、玄奘人文社会学院、华严专宗佛学院、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、佛教弘誓学院、圆光佛学院、香光尼众佛学院、中台佛教学院、福严佛学院、南普陀佛学院、法云佛学院、千佛山佛学院、能仁佛学院等，都在致力于人才的教育，以延续佛门的法身慧命。 佛教东传之初，当时一般缁素对佛教的认识，都只在语言、文字等名相上做研究，所以早期佛教连义理都不完备。后来有了诸多大德集众讲学，如玄奘大师曾就慧景听《涅槃经》、从严法师受大乘论、随道基、宝迁二师学摄论、毗昙，以及亲近震法师听《发智论》等。由于讲学风气大开，所以后来造就很多留学生到印度留学，如玄奘、法显、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、昙无竭等人，同时也吸引不少韩、日、印等外国留学生来华。如果当时没有学团可供学习，如何能一下子就到西方留学，之前必定在某一个地方研究多时，而这个地方就是寺院。 寺院就是大学！现在一般人谈到学历，都讲究什么大学毕业，其实就以北京大学来说，也只有百年的历史，在此之前，也没有什么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顶多叫书院。甚至中国儒家书院的发展，其实也不及佛教的丛林寺院之具有规模。因为一般书院都是只重义解，佛教则在义解之外，尤重行持；一般书院只重视知识的传授，佛教大学则重视般若智慧的开发；一般书院只是追求世智辩聪，佛教大学则重视自觉、自悟的教育，重视真如自性的启悟。再说，若真要以学历来论的话，则不知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耶稣、释迦牟尼佛、苏格拉底、韩愈、朱熹等人，又是什么大学毕业？所以，佛教寺院其实就是一所大学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，是一所拥有无限学习空间的大学，在佛教大学里，人人皆可就读。 ↑ 四、未来佛教大学的方向 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透过人才的教育、培养，二千多年前佛陀的教法得以传衍至今；今后佛教的前途发展，仍有赖人才来兴隆，人才则必须靠教育来栽培，因此唯有重视佛教教育，佛教的前途才有希望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在一次会议中表示：佛教当前最重要的三件事情︰第一是教育，第二也是教育，第三还是教育。真是语重心长！ 目前台湾佛教界如前所提，分别有华梵大学、慈济大学、佛光大学、南华大学等，都是由佛教团体所创办，不但办得有声有色，并且受到教育部的肯定与社会大众的认同。例如由佛光山所创办的佛光大学，在一九九九年正式开学启教之前，即承教育部补助一亿六千八百万元，这在中华民国的私立大学中，是史无前例的殊荣。因为一般大学通常是在开学三年后，视办学成绩优异，才能获得政府的奖助。一亿六千八百万元对于办理一所大学，虽然数目极为有限，但是教育部给予创校者的鼓励，意义之大，却是非比寻常。 再者，佛光大学是第一所开办之初即获教育部同意先招收研究生的大学。一般的大学都是从招收普通生开始，而佛光大学一开始即以六个研究所对外招生，并经教育部与环保署评定，创下了“十大第一”的殊荣，分别是： 第一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开办后，即承教育部补助经费的大学。 第二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开办之初就先行招收研究生的大学。 第三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通过教育部环保评估后启建的私立大学。 第四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校本部与城区部同时设立的大学。 第五、佛光大学师资阵容坚强，师生比率一比三，此在大学教育里，实属第一。 第六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结合一百万人所兴办的大学。 第七、佛光大学是第一所接受政府委托兴办小学、中学的大学，如公办民营、特殊艺文的拔雅小学，以及林语堂纪念馆等。 第八、佛光大学是一所精致的森林大学，风景优美，山水第一。 第九、佛光大学开办初始，即接受国际学生报考，较之过去中国学子纷往国外留学，现在外国学子也能到我国来留学，此亦堪称第一。 第十、佛光大学是宜兰地区第一所正式的民间大学。 佛光大学创校之初，即立定以办一所精致型的森林大学为目标，希望学校的师生朝向师徒式的关系发展，学生不只是知识的追求，而是师生共同生活，并与社区结合，将来立足台湾，和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进行学术交流，成为一所国际性的大学。 佛教不但关心僧信的教育，甚至重视东西方文化交流，例如佛光山十年前在美国创办西来大学，主要是有感于数百年来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许多教会大学，为何只来没往？因此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在美国办大学，也有为国人回馈西方的一点心意。 佛光大学，乃至南华大学、西来大学的兴校，是佛光山在创办佛教学院，为佛教培育创办佛教事业的人才之外，也希望能为社会造就福国利民的优秀人才而创办。因此，僧伽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，如鸟之双翼、如车之双轮，是未来佛教发展教育的两大目标。 有关佛教设立大学的未来方向与理想，兹提供数点意见如下： (一)在学制方面 佛教可以立为教育学院，佛教有诸多深奥的思想理论，可以归到哲学系；佛教的雕刻、绘画、建筑之美，可以设立艺术系；佛教的典章制度、礼仪规范，可以和现在的企业管理结合，成立管理学院等。 (二)在师资方面 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；为人师者，要能以身示范，所谓“身教重于言教”，要讲究人格、道德、热诚，以及专业的学术素养，不可滥竽充数，误人子弟。 (三)在环境方面 寺院应与校舍分开，各自独立。不过“寺院大学化，大学寺院化”，这是未来佛教弘化的必然趋势，因此寺院建筑，大雄宝殿应该改为礼堂、集会中心，斋堂改为餐厅，不一定采过堂方式，改以自助餐方式，可节省人力。 (四)在学生方面 要重视戒、定、慧等人格、思想、生活的教育，培养学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，以及拓展国际的视野，破除地方情节，养成同体共生的国际观。 (五)在生活方面 将佛教的四威仪落实在衣食住行生活中，不要只有学，没有行；只有理，没有事；只有教，没有用。我们的生活中，要理事圆融、行解并重、福慧双修、人我共有。 (六)在修行方面 修行非只是打坐、参禅、念佛，应该参与活动、融入团体，平时参加社团、旅游、义工、茶道、读书会等，做为修行的活动。 (七)在感情方面 在佛教里，如《维摩经》提倡的世乐、法乐、欲乐等，虽有层次，但在社会上为接引广大众生，应该承认社会的需要，不要把小乘的禁欲思想，用在大学里传播。 此外，未来的佛教大学要有教育法规保障，要跟一般大学一样，为国家公众所共同承认，不要自闭门户。甚至要有自学教育或自我、自觉的教育，透过资格检定考试，承认其相同的学历与学位。也希望未来一般大学能加入宗教课程，甚至国家也可以把某些专门学科交由佛教大学来承办，例如心理学、物理学、生命学、生死学、未来学等。再者，未来的佛教大学不但可以在都市开办，有的也可以分散到山林里，因为人的性情需要山水的孕育与涵养。 除了正式创办佛教大学以外，今后全国所有的大小寺院，也希望能发挥学校的功能，把地方寺庙列为图书馆，当成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共同来推动佛教的社会教育。 有关佛教学院的僧伽教育方面，兴办佛学院最不容易突破的，便是师资难求，以及有思想、有悲愿的青年学生也不容易找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兴办教育，永远是佛教应该坚持的方向，要有办理师范学院公费就读的理念，如此才能吸收一些优秀的青年，免于经济窘困、学费无著而不能进入修学。 对于未来佛教在教育政策上应该如何突破困境，走向社会，兹再提出一些意见如下： (一)如一般学制一样，为佛教学院订定初、中、高、研究所等各级层次。 (二)为各级佛教学院订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研究所等标准的教材。 (三)为各级佛学教育评定合格教师。 (四)订定佛学教育机构的设备标准，如教室、礼堂、静修室、运动场等。 (五)加强培养佛教教育行政人员，如学务、训导，并给予资格的认定。 (六)佛教教育应该共同组织一个领导中心，如佛教联谊会、佛教教育中心等，经常举办各种讲习会、联谊会等活动，让各校、院际之间互相来往、交换讯息。 (七)学生毕业后，优秀者应协助其继续深造，或出国留学。 (八)各院学生应有院际之间的共同活动，如论文比赛、讲演比赛、梵呗比赛、书法比赛等各种竞赛。 (九)规定佛教的布教师、住持、监院等，应由各级学院毕业的学生充任。 (十)设立各大专院校佛学社团所有社员会考制度，认定其资格，以便使其为佛教服务。 (十一)呼吁信徒支持佛教的教育事业，以装佛像、助印佛书、打斋供僧等布施做功德的心来赞助佛教事业。 (十二)鼓励各界多设立奖学金、贷学金，让研究佛学者无后顾之忧。 过去，中国佛教曾经历经明清时代山林佛教的式微时期，如今已慢慢走上复兴之路，各佛学院相继造就许多人才。即连邻近的日本、韩国、泰国等地，佛教教育都相当发达。目前日本各地佛教大学计三十余所，其中以曹洞宗及净土真宗所办的最多。净土真宗所办的大学有淑德大学、武藏野女子大学、同明大学及佛教大学。曹洞宗所办的大学包括东北福祉大学、驹泽大学、鹤见女子大学、爱知学院大学等，其中驹泽大学创于明治十五年（一八八二），是全世界禅学研究及藏书最丰富的大学。 韩国方面，经教育部所承认的佛教大学有两所︰一所是东国大学，另一所是中央僧伽大学。东国大学成立于一九○六年，其教育目标在透过“悲智愿行”使学生“体得智慧”、“实践慈悲”、“菩萨精神不退转”。僧伽大学的设立理念在追循佛陀精神，培育学生的慈心悲愿，发挥僧伽和合与为法忘躯的精神，光大佛法、续佛慧命，并继承韩国佛教传统文化，授予学生广博的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，培养其深入社会、服务世间的愿力与能力。 泰国佛教分为两大宗派︰法宗派与大宗派。泰国佛教大学也是由法宗派与大宗派各办一所。法宗派的大学设在僧王的道场，大宗派的大界寺大学设在曼谷僧长的道场。泰国佛教大学学费全免，由国家宗教厅负责管理。 台湾方面，佛教学院更如雨后春笋般，相继成立。未来不管是佛教学院或佛教大学，要重视思想与生活的教育。在思想训练方面，不要停顿在自我见闻的分别里，要扩大心胸，增加悟性；在不平中能心平，在不满中能自满，凡事举一反三，思前顾后，才能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 此外，要重视生活教育，不能死读书，尤其要重视旅行、参访，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现在的教育都是学习知识，学习技能，学习牟利，没有学习理路，所以博士不会做人，大学毕业不会倒茶。因为没有生活教育，这是教育的失败，所以佛教讲搬柴运水都是佛法，就是注重生活教育。再如美国的大学生，毕业后想要再研读博士，必须到社会上工作一、二年，从实际生活中体验课本所获得的知识，这就是重视生活教育。未来的生活教育，要从扫地、煮饭开始，学习做人，养成人格教育，毕竟佛教教育跟一般社会教育不同，在社会接受教育是为了一技之长，以便将来谋生之用，或者是为了取得一张文凭，找一份好工作，而佛教的教育却包含了慈心悲愿，为了自利利他，因此责任重大。 ↑ 结 语 佛教就是佛陀的教化！寺院兴办义学，举办各种讲习会，创办学校，自古皆然。然而过去一般人把佛教定位为“慈悲的宗教”，因此只著重慈善事业的推动。其实，佛教如果只是一味的从事慈善事业，则与一般社会的慈善团体又有何不同？所以只标榜佛教的慈善事业，则佛教本具的教化功能与崇高价值，就会随之没落。 佛教其实是个重视般若智慧的宗教，佛教旨在弘扬教义。佛教认为开发般若智慧，才能分辨邪正真伪；断除烦恼，才能自度度人，究竟解脱。二千多年前，佛陀不但自己了悟“缘起性空”的人生真谛而证悟成佛，并且留下千经万论，指出人生的真相，帮助世人解开生死之谜，所以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，其实就是一部指导人生方向的生活宝典。因此，以慈悲、智慧、结缘、忍耐、惭愧、感恩、知足等佛法来教化世道人心、净化社会风气，这才是佛教的真正主旨所在。 目前台湾佛教到处都有人讲经弘法，真可用“朝气蓬勃”来形容，这是可喜的现象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布教师的专业、素质、涵养、德行等条件的良莠不齐，却又不免令人为此忧心。 其实，自古以来，中国佛教史上的出家人都必须经过甄试，如︰唐时玄奘大师要求剃度，因年龄太小本不予录取；宋、明、清各朝的出家人，也都要背诵几部经论方算合格。现在活跃于各处弘法的布教师，若没有经过佛教学院的教育，就如密医，不为人所信赖一样，因此佛教复兴之道在于人才，而人才之训练在于有规模的教育。 有规模的教育应注意下列四点︰ (一)从理论的教育到实践的教育 过去佛教一直非常重视理论的研讨，对人间的各种技能实践不够，而现代的佛教青年，应该切实参与社教活动、佛学讲座、夏令营等，将佛教带动起来，从对佛学的研究，而到能进入社会的实用。 (二)从思想的教育到生活的教育 过去的教育只注重修学的年资，在思想上很不明确，故在生活上便表现不出佛教的特色。佛门除注重道心、发心外，对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、衣食住行等生活作息仍不可忽视。思想的忠贞、生活的正常，这是佛教教育的重点。 (三)从出世的教育到入世的教育 佛门教育旨在培养弘化人才，仍以青年僧宝为主。故佛教教育先要加强入世的信仰训练，把自己的思想、行为净化了，所谓有入世的事业，更要有出世的思想。 (四)从人格的教育到佛道的教育 修道者要先从人格上完成，人格就是一个人的道德、良知，道德、良知不健全，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佛学家。所以，一个健全的佛学研究者，要能悲智双运，要以菩提般若为根本，才能圆满佛教的教育。 除此以外，今后随著佛教弘传日益普及，佛教弘法的空间随之扩大，寺院的功能也应该更作具体的发挥。因为人们到寺院中来，除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之外，在更高层次文化里，现代的寺院要设立图书馆供人阅读佛教典籍；提供视听中心、简报室介绍佛教文化史迹；有会议室可以研讨、座谈、开会；有讲堂可以布教弘法、举办活动来引导人心向善，达到净化社会的功效，如此才能使佛教寺院真正发挥教育、文化等化导社会的功能。 总之，社会大众需要佛教教育来提升精神生活、社会大众需要佛教教育来辨别是非邪正、社会大众需要佛教教育来了解人生意义、社会大众需要佛教教育来促进社会和谐。所以，佛教是大家的，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，而佛教教育是一切佛教事业的根本，关心佛教，更应该关心佛教教育。
